黄乔生：回眸五四，应当回到1919年这一年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1919年的中国，国民经受时代风云的考验，认真思考“国”的责任和“民”的义务，积极参与国际国内事务。其中，五四运动促进了国民联合。1919年的“国民觉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吾国吾民1919：时代风云与人物画像》一书中，文化学者黄乔生通过大量照片、图书、手稿和相关文献，以史诗的笔调，从民间角度再现这场波澜壮阔的时代运动。他通过民众生活讲述民族解放潮流，在民族运动潮流中考察普通民众生存。该书展现了作者作为博物馆资深专家和新文化研究资深学者的渊博学养，也是他为五四百年纪念的独特思考。
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好书探发布《吾国吾民1919：时代风云与人物画像》一书的序言，以飨读者。
读者朋友先看了本书的“代后记”，就知道本书是“国民1919”展览的图录。“代后记”主要介绍了过去五年间（2015—2019）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为纪念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筹划的几个展览，“国民1919”便是其中之一。
“国民1919”展览的初衷，是对五四运动的大背景做一个系统描述。2019年4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红楼馆区举办了“五四现场”展览，在鲁迅博物馆馆区举办了“国民1919”展览，两场展览彼此呼应，互有补充。五四当天有现场，五四运动有时段，民众的行动在“五四现场”展览中表现得较为充分；但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却需要从更长时间、更大范围、更多层次去考察：新文化运动如何推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思想上的准备有哪些，运动后的影响有哪些？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干将和众多青年才俊在五四运动前后处于怎样的状态？“国民1919”展览就是想寻绎背景，探视全景。
1919年的学生运动引发了自上而下的广泛的民众参与，其中知名人士尤为引人瞩目。但过去的叙述并不完整。即便是知名人士，在以往的叙述中，也只有一部分受到瞩目，另有一些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遮蔽甚至被丑化。除此之外，还有更为庞大的群体，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国民”的主体——其潜力有时会被忽视。
回眸五四，我们不能仅仅回到5月4日这一天，还应该回到1919年这一年。年份，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一个新的年份，总是带着新的希望。本书开篇就引用了《晨报》的新年献词，表达美好的祝愿。“国民1919”展览把五四运动放在这一年中考察，而且还前溯到多年前，以及后溯多年后的中国社会情况，既探讨运动的起因，也评估运动的影响，尤其是与现代人的精神关联。在以一年作为一个短时段进行梳理、将百年作为一个长时段参照的时候，我获得了“一年与百年”的历史观念，让我感到许多问题需要重新审视。
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和反思的机会。
“国民1919”展览制作过程因种种局限，存在诸多不足。例如，作为策展人，我为每个展品写了篇幅长短不一的说明文字，但在展览时，因为展线和版面的限制，每篇说明必须统一在百字左右，因此，有些背景复杂的展品的解说就有语焉不详之感，也进一步造成了本来就难以连贯的各展品之间照应不够。
的确，1919年中国事件丛杂，头绪纷繁。单是表现五四运动，尚且要顾及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以及工人、商人、学生等不同社会阶层，国家情貌更为复杂。例如，单是文化一方面，门类就很多，有戏剧、诗歌、绘画、小说等，只能蜻蜓点水，很难面面俱到，而我在很多方面又是外行。本书最后一节的《卿云歌》歌谱，原是一件不能出声的图片展品，与齐白石的画、梅兰芳的戏文并列，似乎同属文学艺术，但实际上，选取这件展品，并不主要因为它是音乐，而是作为国家精神的一种表征。而将之作为本书收篇，还有一层考虑，即本书的开篇是鲁迅参与设计国徽，结尾则是鲁迅参与审查国歌，前后照应，始终相接。我对于音乐，正像对于绘画和京剧一样，所知甚少，因此对这样的题目只能是点到为止。本书对很多人物和事件都有未尽之处，这不只是因为篇幅限制，也因为作者学识浅薄。在成书时，我仍感觉本书只是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框架，激起了星点的浪花。尽管在形成书稿过程中，我一直在尽力弥补“国民1919”展览的散漫的缺憾，但很难说书稿就能让读者读出系统感和一贯性。
遗憾岂止于此。对于五四运动这样学界有了充分研究的重大历史事件，本书只是做了些平铺直叙。对于5月4日当天及其后的学生运动，很多学者做了很细致的梳理，成果丰硕。但勘查历史现场，追踪历史真实，还原历史时空，却并非易事。一些问题和细节，至今还有争论。
比如，究竟蔡元培在运动发生前是否鼓动了学生？谁是学生运动的幕后指挥？斗争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了最大限度地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就需要更多的材料，更多的观察角度。本书或许有助于读者更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更公平地倾听各方面的声音。
在发掘1919这样一个特殊年份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方面，本书也存在遗憾。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年代，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古今中外相互碰撞。本书第三章简略介绍了大同思想、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实用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固然有所涉及，但当时实际存在的问题更多——仅新民学会会员们就列出了一百多个。针对这些问题，本书单列专节介绍的并不多。历史上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现实中来，并且有些问题根深蒂固，本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尽管一百年不是一个短时段，但有的问题，如果找不到正确的方法，仅靠拖延时间无济于事。
“国民1919”展览结束后，相关资料入库存档。一件工作算是完成了，但诸多遗憾仍在我心中萦绕——展览没有把这个精彩的年份描述得更全面、更细腻、更生动。参观展览的观众毕竟有限，怎样才能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不常见的图片和资料？我试着把文字和图片结合起来，编成一本书，试图以专书形式将展览保存下来。
虽然策展时，原计划是用百件文物表现1919年的中国社会，但实际展览并非排出一百个物件的照片并配上一百篇说明文字，而是缩减为七十多节，每节配图数量不同，至少一幅，有的配两到三幅。编为图书，作者有了更大空间，好处之一是增加图片，如《巴黎和会》、《〈北京市民宣言〉》、《工读互助团》等节；好处之二是可以增加解说文字的篇幅，更详细地说明事件的缘起和进程，描述当事人的形象。而展览中无法使用的珍贵文物原件，在书中可以用图片呈现。
书稿初成，是在五四运动纪念日过去两三个月后，几位朋友看了展览和书稿，给予热情鼓励。有朋友建议将书名定为《吾国吾民1919》，读起来对仗，朗朗上口，既有感染力，又透出感情色彩。这着实让我踌躇了一阵。展览题目“国民1919”表现出一种追溯历史时空的意识，着意对客观真实的追求；“吾国吾民”则融入了感情，主观性大大增强，或竟堕入“我执”。再说，“吾国吾民”四字，先贤早已用过——林语堂曾有名著《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My People）出版。我不想以我狭窄的视角和微薄的意念影响读者。但思忖再三，还是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完全客观是很难做到的。举例来说，本书在图片选取上，如外国军队在中国政治中心的驻扎；在事件叙述上，如对中国的军政体制的介绍，我的倾向性都是很明显的。实际上，对很多具体的人和事，或赞赏，或嘲讽，或同情理解，字里行间，在在显露。在介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我写下这样的意思：1919年招收的留法学生中，有一位在60年后领导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道路，因此可以说，这一年的勤工俭学活动为改革开放预备了人才。这虽然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话，但也透露出我的判断的主观性和倾向性。对这片土地及其养育的人物，作者的叙述完全不带感情色彩是根本不可能的。
然而，书稿的修改和出版遭遇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等到恢复正常状态，2020年几乎过半。伤感之余，对一堆资料不免时不时摩挲一番，沉吟一回，敝帚自珍，亦思芹献。这是我对1919这个精彩年份的印象，对一场伟大运动的致敬，对诸多先贤的崇仰，对一些困扰中国社会的问题的反思。
大有书局的负责人和编辑关注到本书的题材，看了书稿后，认为用宽镜头、大视野对那个年份和那场运动进行审视，文图相配，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可视可感的资料，决定出版。于是，我将资料再加审视，重新编排，删改补充，成了现在的样态。
本书与展览相比，已有了很大不同。为便于阅读，本书对展览的顺序和内容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动。有的是将几个部分做了合并，如展览中的国语统一筹备会、注音字母，在书中并为一节；更多的修改是增加细节，交代了事件的过程和人物的结局。展览对五四运动叙述较为简略，是为了避免与“五四现场”展览重复。本书适当补充了第二章“五四”的内容，使三部分不显得畸轻畸重。当然，第三章仍然占据最大篇幅，因为我希望集中表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国家和民众产生的影响。
五四运动是一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运动，是由知识阶级发动，由青年们承担的。文化英杰们在五四运动之前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举起科学和民主的旗帜，进行着艰苦的启蒙工作。相比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历时更长，波及面更广，影响更深远。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设在原北大红楼内。北大红楼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堪称新文化运动的象征。历史上进出这座大楼的英才俊杰，具有家国情怀，天下意识，自由包容的气度，改造社会的雄心，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值得我们缅怀，鼓舞我们奋进。坐在红楼那间南临五四大街、东眺五四运动主题公园的办公室里，我常常有一种历史和现实贴近的亲切感。我既震撼于历史事件的伟力，更景仰先贤们的学问和人格。这座大楼应该也一定会有更丰厚的内容展示给观众和读者。我们已经做的展览和出版的图书，只是浅尝而已，希望不止于此，未来更有可期。
在展览制作和本书编写过程中，很多机构和个人给予大力支持。我在报告会发言中只列举其中的几位。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谨向以下机构和个人致谢：臧伟强、高扬、王梓端、韩斗和詹洪阁诸位先生，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等机构提供了展品和藏品的图像；臧伟强先生还将他的未刊书稿《章宗祥交游考略》提供给我参考；刘思源、夏晓静、刘静、秦素银、赵菁、李平等同事查找资料、扫描图片；梁海军、李俊尧诸君整理文献、翻译外文资料、核对注释、增补大事年表；耿相新、郭孟良、张胜诸位先生对本书图片选择及编排给予了宝贵建议；大有书局的武波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智慧和辛劳。
黄乔生
2020年9月15日于北京
来源：编辑部
初审：江玉婷
复审：张中江
终审：张维特
排版｜童 尚
好书探，我们绝不放过一本好书